不久前，海昏侯墓考古文物亮相，大众对出土文物的关注，以及对海昏侯其人的兴趣，再次将考古推上热点。

对于考古，除了专家和从业者，大多数的普通人自然是“门外汉”，但考古自身的神秘却总是让人好奇。了解考古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看书，除了一些虚构的小说，考古爱好者们总希望能看到专业人士所写的、通俗易懂的考古知识普及读本。在这方面，首推“考古人”许宏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特别是他的《何以中国》，自2014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

许宏的考古书有何特别之处？用一些读者的话说，看这本书就像看侦探小说一样过瘾。

一个关于夏王朝的“历史大案”

《何以中国》这本书要尝试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中国”，也就是探讨中国的起源

许宏是考古科班出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代队长。在许宏看来，考古类书籍无非分三种：一种是纯专业著作，一种是大众科普读物，还有一种是占领地摊的作品，如《百大神秘发现》之类。他的写作从第一种扩展到第二种，他也相信普通读者越来越信任专家科普。

《何以中国》有个副标题是“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4000多年前，按古典文献的说法，那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王朝的开端。按照历史书上所说，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最早的朝代。

以“夏商和西周”为开头的朝代歌我们都会背，但是，探究历史除了依靠文献记载，还要与考古材料相结合。许宏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从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也就是说，许宏要破一个“历史大案”：夏王朝到底存在吗？是不是中国最早的朝代？为什么中国出自中原？于是，在这本并不厚的小书里，许宏就像大侦探一样，以真实的考古经历和专业的考古知识，为我们抽丝剥茧，一点点探求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源头。

大多数读者对此书的评价是“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亚于推理小说”，甚至有人在书评中这样写道：“看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何最后嫁给了一个考古学家，因为写侦探小说和考古，根本就是一回事。”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界根据古代文献中“夏在伊洛之间”的传说，找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尽管没有文字和明确的实物证据证明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夏代首都，但这并不妨碍“求夏心切”的发掘者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期遗存都属于夏代”。因为从宫殿遗址的规模和出土的玉质、铜质遗物来说，这里的确当得起商代之前大规模文明都城的级别。

不管怎样，当代考古学界将二里头遗址视作夏代存在的证据，但同时又承认这只属于“夏代”中晚期遗址。

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著名的二里头只是“夏代”中晚期，夏代早期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夏人”从何而来？

许宏在书中首先提到的是位于临汾地区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既然二里头不是最早的“夏”，那么，根据上古传说中古人活动的集中区域，考古工作者上世纪70年代在晋南汾水下游大力发掘了一番。于是，在襄汾挖出了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发掘，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在这个被破坏的墓葬里，贵族的死状很惨烈，“一位年轻男子作为牺牲品被腰斩，尸体埋于墓室的填土中。”

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书中所记述的陶寺、王城岗、瓦店、新砦、二里头这一系列遗址，是许宏亲身经历过的考古现场，都与夏的时间段差不多，那它们是不是夏王朝存在的证据？

“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没有找到铁证。夏朝，仅见于东周至汉代人的追述。像殷商的存在，有了甲骨文出土，这就可以证实，但是二里头出土的陶文，是不是文字都还存疑，可能只是一些刻画符号。由于我们还没有在二里头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自证其族属和王朝归属的文书类证据，所以只能暂时存疑。关于二里头遗址，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夏王朝的都邑，我说不排除它是早商都邑的可能。由于缺乏铁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提供的可能性。为什么曹操墓争议那么厉害，而曹休墓没有争议？因为后者墓中发现了曹休的印，这就是铁证。因此我们的结论比较谨慎，那就是‘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事上，暂时不要奢望有唯一的答案。”许宏说。

尽管没有最终的答案，但并不妨碍许宏以考古人员的身份在书里对历史的讲述和交代，当然也不妨碍读者对考古的好奇与热情，如一位网友所言：“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著。”